[第1648號]李某某、朱某亮、朱某廣盜竊案-擇一重罪從重處罰的審查認定
刑事審判參考（2025.9第14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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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擇一重罪從重處罰時，如何做到定罪準確、量刑均衡?
三 、裁判理由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李某某、朱某亮、朱某廣采用破壞性手段實施盜竊，同時構(gòu)成盜竊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應當擇一重罪從重 處罰不存在爭議。但在選擇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時，存在以下兩種不同 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在確定重罪名時，應當先根據(jù)量刑情節(jié)，分別確定盜竊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對應的宣告刑，再進行比較，適用宣告刑較 重的罪名。本案中，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論處，可以更為全面地評價被告人李某某等人的犯罪行為，其犯罪數(shù)額為59164元，達到數(shù)額較大并接近數(shù)額巨大的標準，對應的宣告刑一般也應當接近“數(shù)額巨大”法定刑 幅度的起點，即有期徒刑三年。如果以盜竊罪論處，則李某某等人的犯罪數(shù)額只能認定既遂部分的26700元，不能全面評價未遂部分的32464 元，且依據(jù)自2017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已失效)和2017年8月7日發(fā)布的《江蘇省高級人民 法院〈關(guān)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細則》(已失效),其基準刑 一般在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以上二年二個月以下，最終的宣告刑也相對較低。因此，故意毀壞財物罪處罰較重，應當以該罪名對李某某等人定 罪，并從重處罰。
第二種意見認為，在確定重罪名時，應當先確定盜竊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在該幅度內(nèi)，按照法定最高刑、法定最低刑的順序進行比較，適用法定刑較重的罪名；確定重罪名后，再綜合考量案件事實、犯罪情節(jié)等影響量刑的因素進行調(diào)整，確定宣告刑。本案中，
三被告人所實施的盜竊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而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三年，不并處附加刑。因此， 盜竊罪的法定刑較重，應當以該罪名對李某某等人定罪并綜合考量盜竊未遂、故意毀壞財物等事實，予以從重處罰。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擇一重罪處罰是指選擇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 一些司法解釋或規(guī)范性文件中 均有類似表述。例如，2013年實施的《辦理盜竊案件解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guī)定，采用破壞性手段盜竊公私財物，造成其他財物損毀，以盜竊罪從重處罰；同時構(gòu)成盜竊罪和其他犯罪的，擇一重罪從重處罰?！跋榷ㄗ锖罅啃獭笔切淌虏门兄袘斪裱幕具壿嫼晚樞?，相對于比較宣告刑，通過比較法定刑確定重罪名符合該裁判規(guī)則，能夠?qū)崿F(xiàn)罪責刑相適應和量刑均衡，更為可取。至于在司法實踐中如何理解和適用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可以按照以下步驟對全案事實和證據(jù)進行審查。
(一)通過比較法定刑，確定應當適用的重罪名
根據(jù)1998年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刑法第十二條幾個問題 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條的規(guī)定，《刑法》第十二條規(guī)定的“處刑較 輕”,是指《刑法》對某種犯罪規(guī)定的刑罰即法定刑比修訂前《刑法》 輕。法定刑較輕是指法定最高刑較輕；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則指法定 最低刑較輕。如果《刑法》規(guī)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個法定刑幅度，法定 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該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 規(guī)定的某一犯罪有兩個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 具體犯罪行為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參照上述規(guī) 定，在擇一重罪處斷時，所謂的處罰較重也應當是指《刑法》對某一罪 名規(guī)定的刑罰即法定刑較重。
《刑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將刑罰分為主刑和附 加刑，并依次列舉了主刑和附加刑的種類。其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五種；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quán)利和沒收財產(chǎn)三種。我們認為，在比較法定刑的輕重時，應當根據(jù)具體案情確 定兩個罪名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在該法定刑幅度內(nèi)，先比較法定最高刑， 法定最高刑較重的為重罪名；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則再比較法定最低刑，法定最低刑較重的為重罪名。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比較法定刑時，應當將附加刑和主刑一并加入比較。這主要是因為二者同為法定刑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侵犯 財產(chǎn)類犯罪中，“主刑+附加刑”的刑罰結(jié)構(gòu)較為常見；雖然相對于主刑， 附加刑的嚴厲性較低，但在單獨適用主刑不足以全面評價犯罪行為的社 會危害性時，適用附加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對行為人的處罰，彌補主刑評價的不足，實現(xiàn)罰當其罪。因此，如果兩罪名在主刑部分的法定 最高刑或法定最低刑都相同，難以區(qū)分的，可以結(jié)合附加刑再作比較， 有并處附加刑的罪名重于沒有并處附加刑的罪名。
本案中，如果以故意毀壞公私財物評價，被告人李某某等人割斷電 纜線即損壞了該電力設備，構(gòu)成故意損壞財物既遂。因修復電力設備需 要更換新的電纜線，犯罪數(shù)額為兩次作案過程中已割斷的全部電纜線的 價值，即59164元。因此，李某某等人構(gòu)成故意毀壞財物罪，達到數(shù)額較大的標準。
如果以盜竊公私財物評價，則需要區(qū)分既遂和未遂，作出相應的處理。在第一次作案過程中，被告人李某某等人將割斷的電纜線全部帶出 廠區(qū)，價值11200元；在第二次作案過程中，李某某等人割斷電纜線后， 將其中的一部分電纜線帶出廠區(qū)，價值15500元。綜合上述兩次作案過 程來看，李某某等人最終都實際控制了該部分贓物，實現(xiàn)了非法占有他 人財物的目的，是盜竊既遂，犯罪數(shù)額合計26700元，構(gòu)成盜竊罪，達到了數(shù)額較大的標準。
在第二次作案過程中，被告人李某某等人遇到保安巡邏，為避免人贓俱獲，被迫將部分已割斷的電纜線(價值32464元)丟棄在現(xiàn)場后逃離廠區(qū)，最終未能實際控制和占有該贓物，屬于著手實行犯罪后，因意 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盜竊未遂。根據(jù)《辦理盜竊案件解釋》第十 二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guī)定，以數(shù)額巨大的財物為目標實施盜竊而未遂的， 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本案中，李某某等人在第二次作案前預謀將電纜線 割斷后全部帶出廠區(qū)，其目標財物是本次作案期間全部已割斷的電纜線， 合計價值47964元，是以數(shù)額較大的財物為目標實施盜竊而未遂，根據(jù) 上述規(guī)定不屬于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因此，上述盜竊未遂部分對 應的財物價值(32464元)不計入盜竊犯罪的數(shù)額。
綜上所述，被告人李某某等人構(gòu)成故意毀壞財物罪，犯罪數(shù)額為59164元，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同時，李某某等人又構(gòu)成盜竊罪，犯罪數(shù)額為26700元，對應的法定刑幅度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故意毀壞財物罪和盜竊罪的法定最低刑相同，均為單處罰金，但是兩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不同，故意毀壞財物罪的法定最高刑只規(guī)定了主刑有期徒刑三年， 而盜竊罪除在主刑部分規(guī)定了有期徒刑三年，還在附加刑部分并處了罰金，這使得行為人在承受自由刑的同時，仍須接受財產(chǎn)刑的處罰，故可 以認為盜竊罪的法定刑重于故意毀壞財物罪，對李某某等人應當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二)綜合考量其他影響量刑的因素進行調(diào)整，確定宣告刑
《辦理盜竊案件解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guī)定的“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包括兩層含義， 一是擇一重罪定性，確定應當適用的重罪名；二是以重罪名量刑，酌情從重處罰。之所以要強調(diào)從重處罰是因為行為人實施了一個犯罪行為，觸犯了數(shù)個罪名，最終卻以其中的一個罪名定罪量刑， 單靠該罪名難以涵蓋全部犯罪行為和案件事實，需要綜合考量全案事實和情節(jié)進行調(diào)整，通過量刑時適當從重處罰，實現(xiàn)罪責刑相適應和量刑均衡。因此，我們在比較法定刑確定重罪名后，應當再結(jié)合具體案情， 綜合考量犯罪的完成形態(tài)、輕罪行為的危害后果等影響量刑的因素，對行為人酌情從重處罰，在重罪名的法定刑幅度內(nèi)確定宣告刑。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等人的盜竊行為分為既遂和未遂兩部分。其中，盜竊未遂部分不以數(shù)額巨大的財物為目標，故該部分所涉及的電纜線價值不計入盜竊犯罪的數(shù)額。此外，李某某等人割斷電纜線，導致全部電纜線損毀并完全失去使用價值，被害單位某暉公司除購買新的電纜 線外，還要支付安裝、調(diào)試等費用。上述盜竊未遂和故意毀壞財物等事實是本案整體犯罪事實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直接忽略，只認定盜竊既遂部分并對李某某等人定罪量刑，無法準確評價其整體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難以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和量刑均衡，無疑是不妥當?shù)摹Ｒ虼嗽谧罱K確定宣告刑時，應當將盜竊未遂、故意損毀財物等事實作為酌定從重處罰情節(jié)予以考量，在不超出盜竊罪法定刑范圍的前提下，適當加重對李某某等人的處罰，使得以盜竊罪論處量刑不至于畸輕，避免陷入 “名為擇一重處，實為擇一輕罰”的悖論。
綜上所述，蘇州市吳中區(qū)人民法院通過比較法定刑，確定盜竊罪的處罰重于故意毀壞財物罪，再綜合考量盜竊未遂、故意毀壞財物等因素， 調(diào)整、確定宣告刑，最終以盜竊罪對被告人李某某、朱某亮、朱某廣定罪量刑并從重處罰，是正確的。
(撰稿：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qū)人民檢察院 鄭毅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 段凰 )
